1980年8月的一个清晨，许世友对警卫员露出一个微笑，说道：“老地方还在吧？我得回去看看。”这轻松的一句话，透露出他即将离开广州军区司令员的职务，踏上北上的决定。那时，许世友已经67岁，依然是中央军委常委，副大区级干部，但他选择离开了珠江的繁华，去寻找更平静的生活。他对外宣称是因为身体原因，婉拒了多场官方活动；而对内，他则坦白说：“广州再好，也没有中山陵八号的老井水好。”
许世友与南京的缘分可以追溯到1949年4月渡江之前。那一年，他带领部队南下，华东野战军第九纵在浦口集结，夜渡长江。攻占南京后，他第一次登上紫金山下的中山陵，当时并没有任何特别的情感，只是一个短暂的驻扎。没想到，六年后，这里竟成了他的常驻住所。1955年，华东军区拆分，许世友被调任南京军区司令员，一待就是23年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南京的家属院、作训楼和阅兵场逐渐取代了他曾经在枪林弹雨中度过的岁月。1973年底，在接到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命令的那个晚上，许世友拍案而起：“军令如山，明早就动身。”不过，当他整理办公室的行李时，他特意叮嘱副司令肖永银，“中山陵八号归公家，别让人随便动。”这话听起来霸气十足，但副司令心里明白，那座院子不仅是首长的住所，更承载着与许世友一同经历过的战友们的共同回忆。后来的司令员丁盛果然没有住进去，这座房子很快恢复为军区招待所。院门外的老铜环依旧在，仿佛在等待主人的归来。
展开剩余70%来到广州军区后，许世友的生活表面上看起来热闹，但内心却始终牵挂着南京。他经常提到的两样事物是：一是山脚下的桂花香，二是自家鱼塘里的鲤鱼。他对秘书说，南京军区的撤步操打得齐整，可能也跟那股桂花香有关。有人觉得他在开玩笑，但了解他的人都知道，他从不轻易言笑。即使在广州待了七年，他依旧没有改变口音，也没有学会喝早茶，他的唯一成就感来自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的战区协调。
1980年10月，许世友正式搬回南京。中山陵八号经过简单粉刷后，仍然保留着青砖小瓦的格局。院外的三十亩园子里，他让工程兵挖了个池塘养鲫鱼，随后请老兵用红砖修建猪舍。没人能想到，作为一名手握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常委，他最忙的竟然是给鱼喂食和给猪草。他常常拒绝邻近部队送来的新粮，说：“留下给新兵，多攒点训练口粮。”他的山东口音依然很重，说话干脆利落。
进入1982年，中顾委成立，许世友被选为副主任。那天他走上台半开玩笑地说：“我这个副主任，一不顾，二不问，还是住在南京。”全场静了一下，接着爆发出笑声。那一晚，他返回北京西宾馆收拾行李，拿走了几本地图集和两盒旧照片，剩下的文件一概留给了文件室。三天后，他坐上开往南京的专列。车子经过镇江大桥时，窗外的江风吹来，他喃喃道：“还是长江水顺气。”
退休后，许世友把主要精力放在整理回忆录上。他先后写了《我在山东十六年》和《我在红军十年》，写作速度极快——经常夜里两点还在写作。秘书提醒他要休息，他挥挥手说：“写这些不累。”让人意外的是，他还打算写一篇关于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指挥手记，虽然材料已经口述出来，但最终还是未能完成。1985年10月，他因病突然去世。南京军区礼堂的挽联上写着八个字：“武艺百般，襟怀坦荡。”
有意思的是，许世友的身后事并不需要家属操心。遗体告别那天，老战友聂凤智搀着老部下在灵堂外站岗，聂凤智对旁人说：“他生前就想简单一点。”灵堂里只摆了一个从中山陵八号搬来的木案，没有繁复的花圈。军号低沉，风吹松柏，整个告别仪式简短而克制，完全符合许世友一贯低调务实的行事风格。
许世友的一生，从鄂豫皖的硝烟，到江南水乡，再到岭南的门户，足迹几乎遍布了中国近现代军事史上的重要节点。卸任时，他并不恋栈高位，只是想回到那座老宅继续养鱼种菜。这一决定，让许多同代的将领深受触动。有人问他为何不留在北京，他直言不讳：“北京太冷清，南京更合我脾气。”或许，对征战一生的军人而言，真正的安稳，并不是都市的繁华，而是能让心灵安定下来的院落。
回到1980年那个清晨，警卫员清脆的回答依然记得：“首长，老地方一直有人打理，等您回来。”许世友满意地点了点头，迈步上了吉普车，发动机一响，他的车就驶向了北方。那时，没有人知道，许世友晚年的最后五年，将会在中山陵八号那片桂花香里度过。想象一下，一个一生征战沙场的硬汉，最终选择归隐田园，这不仅是对生命节奏的自我诠释，也是他在无数战功之外，送给自己的最简单奖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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